文/余子力
本文共字
十二
人为什么总是在上了年纪后，会越来越多地怀念年少时的时光呢？我常想，不是因为年少时有多么地风光、多么地成功，多半只是因为彼时的自己，是年轻的、自由的、是有无限可能的。
一九九五年春节刚过完，刚满十七周岁的我和敖雄离开了石碣镇第三工业区，进了石碣镇西南区的ＨF手袋厂。
ＨF手袋厂就在ＪY鞋厂的隔壁，手袋是香港人的叫法，也就是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包，厂子应该是香港人开的，管理层清一色的讲广东话白话（粤语）。破旧的院墙、破旧的厂房、破旧的宿舍，一切都是破旧的，两扇锈迹斑斑的大铁门，缠绕着生绣的铁丝网，院墙上、宿舍走道上也到处都布满斑驳的青苔，两米多高的院墙上，扎成圆筒状的铁丝网，已经锈得不成样子，院墙外面就是一片片茂密的柑桔树，听人说树林里曾经有女的被J杀，所以平日里总会觉得树林里面有点阴森的感觉。
这目及的一切，说是工厂，其实更像一个偏僻、荒废的乡村大院，只是要更宽大一些，整个大院子里估计有一两百人，厂房旁边有一间厨房和一排宿舍，所有的所有都是陈旧的。
一进大门，右手边有一个同样破旧的小卖部，粤港地区叫士多店，店里主要卖一些廉价烟酒、香皂洗衣粉之类的物品，有一排大玻璃罐里装着各种各样的饼和瓜子花生之类的东西，每天工厂里的早餐基本上只能抢得一铁碗稀饭，所以小卖部大玻璃罐里的饼就自然成了每天早餐的主食。
小卖部门口有一张极应景的破旧桌球台，每天中午和下午下班吃完饭，会有一些工人围着打桌球。我后来知道，小卖部是厂长的老爸开的，一个干瘦的老头，只会讲白话（粤语），不会讲普通话，工厂里所有工人都可以去赊账，不是因为他人好，是因为所有工人赊的账，每个月发工资，工厂都会先给扣下来。后来我也去赊过账。
一九九五年广东的正月，应该是比往年都要冷，我在广东只待了一年，但明显这个正月的温度不像我去年经历的那样温暖。我和敖雄的被子本来就都不厚，原来在光管支架厂宿舍住在五楼，还没有感觉到那么难以坚持，但是搬到了ＨF，男生宿舍是在一楼，阴冷潮湿，原来的被子晚上睡觉根本扛不住，冷得没办法睡，两个人就挤一张单人床，可还是冷啊！
社会教会了我很多，远远超过我从书本上学来的东西，这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到今天快三十年过去了，我再回头看，看自己曾经做过的一些错事、坏事抑或荒唐事，我也会得出一些经验，人在年少时，会很容易犯一些错，做一些坏事，因为年少时的思维是简单直接的，缺乏辨识能力，往往只会根据眼前遇到的事，做出自然的反应或是判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在不断地成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的思维和辨识能力，把社会教给我们的东西，进行过滤，最后再去为自己在过去某个时段所犯的错画一个叉。
所以，我现在在面对一些孩子犯错时，都会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容许他们犯错，因为我深深懂得，自己也是从那个年龄走过来的，自己也曾经犯过各种各样的错，做过这样或那样的荒唐事。
一连两个晚上，潮湿阴冷的天气，越发让人难耐，无奈之下，晚上只有穿着衣服睡觉，仍然还是冻得睡不着，那种夜晚被冻醒后，再也无法入睡的感觉，也是一种难得的记忆。在广东是不应有这样的天气的呀，苦撑几个晚上之后，我和敖雄俩人合计出了一个解决的方法，晚上加班的时候我们请了假，在ＪY鞋厂周边的村子里有很多的简易出租房，我们在前面到处找厂的时候已经看到过了，我们要想办法去村子里弄一床棉被，主意是我出的，算是主犯了。
天黑下来，外面也是很冷的，我们揣着手，缩着脖子，心情忐忑，在村子里四处寻找可以下手的目标，那个年代，打工极少有不加班的人，夜晚七八点钟的村子里一片寂静，少有亮灯的房间，这样就更容易寻找目标。最终确定了一间旧砖房，门都还是木头的，一个挂锁也不大，我们从外面晾着的衣服判断，住的人有男有女，应该是一对夫妻，锁不大，用我们准备好的一根小铁棍很容易就撬开了，不敢开灯，用火机照着，虽然光线不好，我仍然记得房间里甚是简陋，仅一张床，很少的家居用品，我们只卷走了被子，落荒而逃，事实上除了被子，也真的没什么好拿的，这是跟我们一样穷困的人啊！
好多年之后，连我自己都无法解释，自己当时怎么就穷到连一床棉被都买不起，而且是两个人都买不起，以致冻到要去行偷盗之事，可是事实它就是这样发生了。
十三
ＨF手袋厂生产厂房有三层，一楼是办公室、裁床和仓库，二、三楼是生产车间。厂长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子，头发稀少，一脸的横肉，乍看有点像港片里的变态S人狂，模样甚是让人心悸，还好，像我这样的小角色跟厂长是不会有交集的。每个月出粮都是在一楼办公室，所有工人在走道排着长队，喊到名字的挨个到办公室签名领工资。
我和敖雄被分到二楼车间，在五金车间呆过了半年，每天都是跟各种大型冲压机打交道，一下子进了手袋厂的生产车间，反差很大，五金厂是机多人少，车间空旷，一进入手袋厂的生产车间，第一感觉就是密密麻麻全是人，车间杂乱不堪，少了冲压机沉重震撼的声音，更多的是针车声音和说话的嘈杂声。二楼有四条生产线，但是基本上分不出界限，杂处在一起，我被带到靠西边窗户的生产线，后来我知道它叫一组，敖雄被分到中间的三组。
我终于实现了梦想，厂牌上工种一栏，明明白白写着“车工”两个字，在车间我分配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针车，从这一刻开始，我真正成了一名技术工，虽然水分很大，但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真的是欣喜之情难以表达，稚嫩的我，这一年多的经历和努力，感觉都有了回报一样，而这一切都是靠自己努力得到的，一年多以前，技术工对我来说，曾经是多么地遥不可及。
每条生产线大约有二十多个人，有一个组长负责教工人做事，一个收发负责给员工发原材料及生产工具，包括看产品品质。我的组长叫阿芬，收发叫阿英，两个女生。
整个厂子里大部分都是江西人，然后做管理的就全是广东人，当时的我很是纳闷，为什么江西人也都说广东话，他们叫白话，而且听起来，根本分不出来是江西人还是广东人，我虽然来广东一年多了，其实真正接触广东人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听不懂白话，但是，在这个全是白话的环境，我只用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这门语言，能完全听得懂，并且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对话，当然，中间我还去买了学习广东话的小册子，就是用汉字注音的那种（比如说，在哪里叫海边度），那时候这种小册子在广东很是畅销，到处地摊上都能买得到，现在就很少见到了，这也算是时代的一种进步。
那个年代在广东，绝大部分本地人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我们这些他们口里的“北佬”“北妹”，是会被歧视的，时代是在进步的，到今天，这种现象早就不复存在了。广东最鲜明的一个标记之一，就是他们称呼人都是叫阿X，而组长阿英叫我们这一帮年龄小的工人，则有另一个共同的称呼：DABAZAI，我当时听不懂，也没有去探究这个名字的具体意思，后来，也是在好多年以后，在无意中弄明白，原来正确的称呼叫“打靶仔”，从字面就能理解到，就是广东当地的土话，咒骂不听话的小孩挨枪子的意思。其实我是很老实很听话的，只是组长阿英叫所有的男生几乎都是这样的称呼。
阿英是一个三十多岁的本地女人，高颧骨、阔嘴唇，瘦瘦的，做事风风火火，动作极快速，每次教我做工序，三两下就完了！我根本都没看明白！讲话声音和语速也像放鞭炮，至少前半个月，她讲话我一句都没听懂，需要收发阿芬翻译才能明白。阿芬也是广东人，但是却又和阿英完全不同，二十多岁的模样，人长得白白净净，微胖，说话轻声细气，最主要普通话也少了很多广东味，我们听起来也就基本没有障碍了。
生活中，梦想总是被现实叫醒的。
梦寐以求的技术工并非我想像中的那么好，我们这种掺了水的技术工，自然更是不受待见的。手袋厂加班比五金厂加班更甚，正常上班都是要到晚上十一点半，隔三差五赶货加班到凌晨，也是常有的，在ＨF的几个月，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缺觉！缺少睡觉！特别是每天上午，基本上都是在半睡眠状态中度过，但是这里最大的好处，就是打瞌睡的时候，不用再担心会被机器压到手。
车间里装有大大的音箱，大部分时间是听收音机广播，白话居多，有时候会放音乐，记忆里在这里几个月，听得最多的就是《用心良苦》，“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这首歌也是多年以后我每次去KTV的主打歌了，其原因百分百就是起源于那个时候。每天上午我在昏昏欲睡中，做好多好多的白日梦，大多数梦想现在都已无从记起了，我也经常在半梦半醒中臆想，十年、二十年，或是更久之后，我应该会记得自己当时的一切，直到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竟然真的记住了！
曾经天真地以为，只要学会针车，进了厂，做了技术工，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现实又给年轻的我上了深刻的一课，自己学的那点应付考试的车工技术，在实际工作中，连幼儿园水平都算不上，我也是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技术工。工厂车间做各种包，我们那一丁点儿“技术”，组长会安排我们做一些最简单的工序，就是固定背包带上的扣环什么的，最开始即便这样最简单的工序，我也是要边做边学的。身边的熟手车工，那些动作和速度，能让我惊掉下巴，工资是计件的，刚开始几天，我甚至做不到自己每天的饭钱。
十四
每一个工业区聚集的地方，旁边都会有各式各样摆地摊的，各种日用品，种类繁多且价格低廉，有最便宜的大排档、小吃摊，口味不仅能同时兼顾到天南海北、全国各地，而且方便快捷。那时候感觉永远都是在无穷无尽地上班、加班，一个月休一次假都是奢侈，大部分工厂都仅是会在出粮那天休息一天或者半天，每一个打工仔可利用的价值都会被尽可能地榨干榨尽。
我们工厂也是，到月底出粮的时候才会休息一天，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逛地摊，买一些日常用品、旧书杂志，大排档有一种快餐，打一块钱的饭，然后有好多种菜可以任意挑选、搭配，每加一样菜就一块钱，旁边有小桌子矮凳子，我对这样花最少的钱，可以同时吃到好多种菜的快餐异常热爱，致使这种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今天，虽然自己到今天，早已不需要再到路边去吃快餐、逛地摊了，但是，那种习惯和情感却每次都能让我倍感亲切，我仍时常会去逛地摊，去路边的大排档吃一顿麻辣烫或者来一份自选快餐，那种亲切和放松的感觉，是永远都无法替代的。
工业区旁边村子里有几个录像厅，就是一间极简易的旧民房，一个放录像带的机子，一个彩色电视机，然后摆一些椅子板凳，就可以开一个录像厅了，繁华些的新城区和西南区中心，也有更高档一些的投影厅，但是，自然也是比较贵的，一般看一场投影是需要五块钱的，所以，我们这些收入在最底层的一群人，看录像大部分都是会选择去村子里的简易录像厅，只需要两块钱，有时候甚至只要一块钱，这是要取决于老板的生意好不好，每到放假的晚上，各个录像厅会挤得水泄不通，自然就会贵一点。
去村子里的录像厅，还有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到下半夜看到限制级片子的机会是很大的，一般到午夜以后，老板就会再重新清点人数，重新收钱，然后放一些普及生理卫生知识的影片。
时间走到一九九五年四月，我已经走入社会一年多了，虽然距离十八岁的成年年龄还有几个月，但这一年多的经历，基本已经能让我熟练轻松地面对这个复杂繁乱的社会了。这些简易录像厅当然是不符合治安管理规定的，只是，当它遍地存在的时候，估计治安部门也就只能顺其自然了，且依那个年代的社会治安环境，派出所、联防队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后来亲身经历一次看录像被吓得掉魂的事，从那件事以后，我许久许久都不曾敢再去看午夜场了。进ＨF手袋厂大概三四个月的时候，因为事隔太久远，时间线我往往都无法记得清楚具体，只能凭天气温度来判断时间，我们是九五年正月进的ＨF，到天气已经很热的时候，应该就是四五月份了。大概是一个月末出粮的日子，我和敖雄两个人逛完市场，然后就去看录像，那时候我俩基本上已经是形影不离的了，用相依为命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
在我们工厂往水南区方向走，一个位置相对比较偏僻的投影厅，以前没有去过，虽然比较偏，人流量还是有的，一条不宽的巷子，各种店铺、小吃摊应有尽有，投影厅在巷子尽头处，一间门面房进去，门面房向内加深了，可以容纳二三十个人。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录像、投影厅都是差不多的路数吧，放完两部电影之后，基本就到十一点多了，就会放一部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影片了。那天晚上的老板还是挺谨慎的，放受限影片之前，还特意把临街的卷闸门拉下来锁好，原来只是拉下来一半的，锁好之后，留了一道仅能容一人进出的小门，事后想来，问题也就出在这里了。
投影厅里满满的，应该有二三十个人，大家都怀着同样紧张期待的心情，影片刚放了不到五分钟，先是听到有人拍卷闸门，寂静的晚上，无比刺耳，屋内的气氛霎时凝固了，然后我听到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也没听清喊的是啥，再然后，就炸锅了，惊叫声、拍门声、踢凳子声、翻椅子声……大家都想夺门而出，但是卷闸门已经锁上了，只能打开那扇小门，仅能容一个人进出。
不大的房间里，二三十个炸锅的男人……反正当时我是懵逼的，我贴墙站着，尽量不让自己受伤，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混乱黑暗中敖雄也不知道在哪儿，现在写了这么多，其实在当时也就几十秒之内发生的事，嘈杂呼喊声中，我听到呼啦啦啦的巨大声响，卷闸门被整个从上到下拉下来了，满屋子的人踩踏着卷闸门，夺路而逃，冲出去之后，瞬间作鸟兽散，我在任何时候对这种紧急状况的反应，永远都是慢半拍的，只几十秒钟，人就跑光了，还有另外两个跟我一样，反应慢半拍的兄弟，这才不知所措地走出来，一脸懵逼，对面和旁边小吃摊的人全部都停下来，看着刚才发生的一幕，所有人都满脸惊愕，也跟我们一样，不知所措。这时候人都早跑光了，能看到的只有我们几个反应慢半拍的，还有投影厅老板。
损失最大的是老板，直到最后，老板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卷闸门被拉下来踩得像麻花，屋子里的椅子也踩得乱七八糟。敖雄随着前面的人群跑出去之后，没看到我，然后又倒回头来找我，我俩站在午夜的巷子里，惊魂未定，直到最后，我们也都不明白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是后来我们把整个过程理了一遍，猜想是有人在外面拍门想进来看投影，然后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联防队来啦！就炸锅了，黑暗混乱中也没有人再去分辨真假。
十五
我算是极念旧的，从光管支架厂转到ＨF，前几个月我都会找时间，想回去看看以前的那个地方，还有那些人，其间去过数次，三月份的时候，我从支架厂小四川手里拿到了一封贺红亚写给我的信。信是从汕头寄过来，写给我收的，她并不知道我已经离开了支架厂，有时候，世事就是如此，充满了各种不确定和巧合。从当初分别那天起，没有地址，没有联系方式，我也就断了联系的念头，把曾经的一腔滚烫爱意深埋到心底，收到如此意外的来信，让我感到惊喜。
信是用当年流行最广的《心雨》歌词做的开头，“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为什么总在，那些飘雨的日子，深深的把你想起……”整封信写得情意绵绵，少年如我，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翻江倒海，感慨万千，我在陶醉于绵绵情意的同时，也为她小小年纪，竟有如此文笔，心生钦佩。她在信里叙述了分别后，近半年来的辗转，解释了当初在支架厂面对我的追求所表现出的冷漠，还有这半年来对我的想念，我一刻都没有耽搁，当天晚上就熬夜趴在木板床上，按着信封上的地址给她写了回信，随信奉上了我蓬勃火热的爱意和满满的思念。
手袋厂的日子，在每天昏睡中过得很快，一九九五年天气热的时候，我在手袋厂已经度过了半年，我在跟家里书信来往的时候，得到了有多个同村的人也在广东打工的消息，这样的消息搁在现在，平常到让人可以完全忽略，可是在当时，对于我来说，那种温暖感觉，如同一直深入敌后，终于找到组织的亲切。
几经辗转，我与在惠州打工的同村老乡取得了联系，九五年的夏天，我和姑父一起，从东莞去到惠州，探访了组织，受到了组织的热情接待，惠州ＺC灯饰厂，又是一个我打工生涯中极其重要的地方，但此时它并非我的下一站，就暂时搁下不叙述。
随着在手袋厂的时日增加，我的车工技术也在日渐熟练，只是距离高收入的技术工，仍是遥不可及，工厂到了赶货的旺季，加班愈是没日没夜，这大半年来与我相依为命的敖雄，在七月份的时候被他姐夫接走了，分别时那种伤感，让我好多天都难以平复，最主要是一下子又变成了一个人，孤单的感觉让我无法习惯，从那以后，我跟敖雄再也没有过任何联系，世事往往就是那么难以预料，有时以为相依为命，分别后会难舍难离，但到最后却是出人意料的云淡风轻，而有些人却又是说不上哪里好，却又会让人终身难以忘掉。
七月的某一天，之前去惠州探访，联系上的老乡里，有一个叫宝良的，来厂里找我了。此人要划重点，我后面数年的日子，都跟他有密切的交集。他是我的同乡，约等于光屁股一起长大的发小，比我大一岁，为人不仅机辨灵巧，而且长相俊秀，讨人喜欢，所以，自小愚笨木讷的我，没少受他的欺负，但是现在大家都长大了，又是在千里之外的异乡，他乡遇故知，自然不会再计较幼时那些恩怨。宝良原意是来投靠我的，年轻人不安于固有的现状，是极自然的，只是他此行又是极冒然的，因我当时正对自己的现状越来越不满意，只是苦于一时找不到下一个落脚点，故而不敢轻举妄动。
当天午后时分，天气火热，日头火辣，我在工业区门口小店里，请宝良吃了一份炒米粉，还加了肉，向他如实叙述了我的处境，告诉他，或许他再晚来几天，我都有可能去惠州投奔组织了。他吃完炒米粉，我们就告别了，趁天色尚早，他去深圳投奔另一个老乡，这也是他原来计划行程的一部分，东莞不行，就去深圳，我们约定，如果深圳可以落脚，他就马上写信叫我一起过去。
我把那个年代每一次的分开，都写成告别，只因我每次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心情悲凉，无关季节，大体是因为，局势动荡，前途未卜，觉得人一走，没有一个固定的联系地址，有可能会就此失去了消息。
我继续过昏昏欲睡的日子，仅约十天，宝良的信就来了，信是从深圳坪山官湖村寄来的，他在信里向我描述了那里的美好，我无从分辨真假，也不想分辨，我一心只想离开手袋厂，立即、马上。
在向手袋厂里提出辞工时，再次被上了深刻的一课，领导明确表示，不允许急辞工，最少要等一个月，很明显，因为现在是赶货的旺季，工厂不会放人走，我想自动离厂，工资不要了，仍然是被保安把行李拦在那扇生锈的铁门内，我纵然在心里咒骂万遍，但是，想到厂长那张凶神一般的脸，终是把怨气给咽下了肚子。
同宿舍的工友们敢怒不敢言，给我出了个主意，在厂里多住一夜，第二天凌晨趁天没亮的时候，我单人出厂门，工友再帮我把行李从院墙的铁丝网上面扔出去，就是如此神奇的年代，自己辛勤劳动的钱不要了，竟然还要像越狱一般逃离。
一九九五年，八月初的某一天清晨，天蒙蒙亮，有些薄雾，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广东夏天的早晨，空气是清新、凉爽的，即将满十八岁的我背着背包，桶和盆还有那偷来的棉被都留在宿舍了，身后是住了大半年的ＨF手袋厂，我心里是没有留恋的，但终是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就迈开大步向前走去。
——本系列未完待续——
原创不易，期待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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