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创作者：远远谈历史
今天小编带的大家一起了解，在历史上，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来看，一种文化的传播不仅意味着知识的社会化，而且还意味着不同文化层面上的冲突、融合和挑战。16、17世纪之交，欧洲耶稣会士远涉重洋，联翩来华，带来了与中国文化性格面貌迥异的西方文化，并开始猛烈撞击中国文化系统。然而，西学在晚明传播之初，并非是毫无阻遏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结构本身，就具有异质文化的巨大抗性。我们继续往下了解一下吧！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士人对西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接触，其态度迥然不同，有的学习仿用，有的观望怀疑，亦有的厌恶排斥。为了打开传教局面，真正进入中国社会，耶稣会士便顺应中国的习俗，改变固有的传教方法。他们认识到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为了博得士大夫的注意和敬重，非常喜欢展示带来的西洋器物和讲解一些自然科学知识，试图使科学成为宗教传播的媒介。
从明末到清初，传入中国的科学技术是多方面的。利玛窦于晚明人华，根据自己在欧洲传授的当时为最高水准的科学教育，向中国士大夫传播科学知识，如亚里士多德一托勒密的宇宙论、地图说、世界地图、几何学、笔算法等，这些知识对中国传统科学而言是异质的、全新的。万历四十七年（年），金尼阁来澳门时，带来了余部西方精装图书，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水利、地理、物理、几何，医学、数学、音乐等方面的书籍。耶稣会士传来的科学知识，不仅展示出异域文化的风采，令晚明士子耳目一新，而且以其倡导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方法，给予晚明士大夫以很大的影响。
如利玛窦在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对南京、北京、杭州和西安等地的经纬度进行了实地测量，采用了经纬制图法和地图投影方法，介绍了有关世界五大洲的科学知识不仅打破了中国人“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而且也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在西学的刺激下，中国士大夫以审慎的态度接受西学，并用科学的态度来审视传统观念，强调实际事功的“实行”、“实学”晚明社会危机日趋严重，而学术思想界却呈现出思想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自明代中期阳明心学兴起以后，王学的传播和分化，出现了派别林立、诸家争鸣的局面，这就为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和西学的输入，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然而，在晚期士大夫中，既接受、研究、传播西学，又接受天主教的人数并不太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
徐光启早年受乃父影响，致力于心性之学并和一般士大夫一样，为谋取科举功名费时甚多，而且颇为坎坷。成进士后，虽仍不改对王学的偏爱，但对明末流行的玄虚学风却注意反省，并以有用无用的标准对王学末流予以否定。在对实学的追求中，他开始接受西学，认为西学可以发展实学、补益王化。耶稣会士传来的知识中重视数学及其应用这一点，尤为徐光启看重，对他的影响也很大。万历三十五年（年，他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利玛窦带来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余乃亟待其小者”。后来他又在《泰西水法序》中说：“格物穷理之中，又复分出一种象数之学。象数之学，大者为历法、律吕；至其他有形有质之物，有度有数之事，无不赖以为用，用之无不尽巧极妙者。”这里的象数之学，或称度数，包括数学知识及其广泛应用。
徐光启从译《几何原本》起，就着力宣传数学基础理论，也许暂时不切实用，但却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后来他一再强调“度数之用，无所不通”，“度数既明，又可旁通众务，济时适用。在此后他领导的规模浩大的修历工作中，他不仅制订了“度数旁通十事”的宏伟计划，涉及数学在气象、军事、财政、会计、建筑等领域中的运用而且还非常重视“度数之宗”的基础作用，把数学视为贯通一切学问的方法。
他尤其对西方数学的严密逻辑体系，对其公理演绎系统所蕴涵的“丝分缕解”、“分擘解析”的分析方法和精神极为推崇，并作过热情洋溢的倡导和精心的运用。他以此为工具，对明末思想界存在的玄虚学风着力批判，大力倡导实学，将西学分析的方法和精神应用对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应用于一切实用科学中。他对中国传统数学落后的原因进行总结，认为其无效无实，缺乏系统化、公理化的理论基础。因此，他以欢欣鼓舞的态度接受、运用、传播西方科学，在修历中也坚持他的正确看法，认为“理不明不能立法，义不辨不能著数，明理辨义，推究颇难，法立数著，遵循甚易”。
徐光启还将西方数学实证定量的分析方法引入对科学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在有关明代宗禄问题的认识上，他通过搜集数据，令人信服地证明明代宗室人口呈30年增1倍的规律，宗禄之数亦因此呈现同样的增长率。他指出，若不以得力之法解决此一问题，将会“竭天下之力，不足以赡哉！”徐光启的分析，对科学地审视社会问题具有积极的意义。
徐光启治学一直是在求儒效，求富国强兵，求良好的道德政治。他以此为出发点热情地吸收和传播西方科学，并借重西学的方法，汇入明末的实学思想中。他强调和倡导对自然人事进行定量的、分析的研究。在推崇西学中的逻辑演绎和证明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实验和实践。他曾亲自在天津等地电田，试验种植多种农作物，并在博闻和亲身实践的基础上撰就《农政全书》在修历中，他又强调实测的重要性。徐光启这种注重自然科学，倡导虚心接受西学的精神，与晚明理学家的思想显然具有不同的特色，也使其所倡导的实学具有鲜明的个性。
李之藻，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与徐光启是利玛窦在华特别看重的两个人。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青年时代即对地理等科学颇感兴趣，曾自制一张《天下总图》，内有中国十五省地图，以为天下尽在其中。等看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时，才发现中国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因而对西方地理学中的一些新异成分颇感兴趣，开始审慎地接受西学，并较系统地总结中西科学中的天文、历算优劣之别，对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也做了冷静而且较为科学的比较和反思，指出政治对学术的禁锢是重要的方面。
他在科学研究和实践中，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玄虚学风进行了批判，而对国计民生则表现出极度的关切。出于对时学的不满，他大倡实学，并从实学的角度赋予“天学”以意义。万历四十一年他曾上疏，如数家珍地列举西洋各种科学，如历算、水法、算法、测望仪象、日轨、图志、医理、乐器、格物穷理之学、几何，认为这些科学“多非吾国书传所有”，“总皆有资实学，有裨世用”，因而请求遍译西学。
在小编看来，李之藻对圆和数极为着迷，对传教士输入的西洋算法尤为珍爱，他翻译的《同文算指》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笔算法的专业书。他在《同文算指序》中说他翻译此书，不仅在于他“喜其便于日用”，更在于“其道使人心归实，虚骄之气潜消，亦使跃跃含灵，通变之才渐启”。驱虚蹠实、开发民智，这也便是他介绍、研究和倡导西学的重要目的。然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毕竟是钟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儒者，他们主张实用，主张接受、容纳和传播西学，并未脱离儒学的框架，而是去寻求一种“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学，救正佛法”的力量尽管如此，他们对西学的推崇和倡导，却推动了晚明实学思潮的发展。大家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补充都可以留言评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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