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主动申请入党,苏联一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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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6月底,张学良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决非一时的冲动,而是他多年的经验教训和思考的结果。

从拥蒋恨蒋到与中共沟通

年9月18日夜,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突然行动,炸毁沈阳北郊的南满铁路,却反过来污蔑是中国军队所为,还以此为借口,袭击中国军队驻地和沈阳城,紧接着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由于张学良坚决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仅半年时间,沈阳、长春、哈尔滨……整个东三省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陷于日寇手中。事后,张学良自称他是代蒋受过,却被国人嘲讽为“不抵抗将军”,非常痛心与难堪。他说:“这诨号是汪精卫起的。世界上哪有不抵抗而成为将军的呢?…....比挖我祖坟还厉害。”

张学良被迫辞职下台,出国“考察”。在意大利,他与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往来,接受只有实行法西斯独裁,才能使中国富强的思想,张学良也认为只有国家统一,才能抗日。年12月,张学良率领随从回国。此时蒋介石第四次围剿红军失利,中央军损失惨重,于是想调东北军来“剿共”。

正苦于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恰逢张学良回国,蒋介石喜不自胜,于是立马给张拍电报,邀他共商“党国大业”。年2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共”副总司令,率领东北军对红军进行围剿。

东北易帜通电

年秋天,蒋介石调张学良去西北“剿共”。那时,红军长征已到达陕北,接连三仗,把前来“剿共”的东北军两个师、两个团又一个营歼灭。两个师长阵亡,两个师参谋长、六个团长非死即俘。如此惨败,在东北军的战史上是少有的。

蒋介石曾宣布过,打红军遭受损失的部队优先给予补充。可张学良的东北军不但得不到补充,这两个师的番号反而被撤消停饷,连张学良请求给两位师长每人发10万元的特恤费也被驳回。张学良不胜愤慨地说:“我张某人混的不值10万块钱了!”这对张学良是个致命打击,也是个惨重的教训。如果继续追随蒋介石打红军,无异自杀;没有了东北军,拿什么来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呢?

红军既然剿不掉,何不联合起来抗日呢?可是,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把他列为打倒的对象,排名仅次于蒋介石,共产党能既往不咎同他联合抗日吗?张学良对此顾虑重重,直到后来到上海请教他的部下杜重远后才解除。杜说:“《八一宣言》申明中共愿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只要你决心抗日,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

于是张学良开始找共产党。他从上海李杜、东北大学王卓然和洛川前线王以哲这三条渠道寻找关系。

当时东北军师团团长高福源率部进剿红军,行至陕北榆林桥附近时,被埋伏的红军生俘。高福源是辽宁盖平人,20岁时考入北京辅仁大学,后得知东北讲武堂招生,果断投笔从戎报效国家。从东北讲武堂毕业后,效力于东北军,是张学良手下王以哲师的一员骁将。

高福源被俘后,在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参加“东北军军官政治学习班”,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光明磊落的胸襟以及忧国忧民的情愫,令他深深信服。于是决心返回东北军劝告张学良联共抗日。

中共参与西安事变谈判的代表(左起:秦邦宪、叶剑英、周恩来)

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富有成效

在高福源的沟通和斡旋之下,年1月20日和3月4日,张学良先后两次在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会谈,张学良要求中共派一负责人,如周恩来、博古和彭德怀来肤施(即延安,当时为王以哲师防地)会晤。

年4月9日,周恩来一行5人来肤施与张学良见面会谈,周恩来一见张学良就说:“我是东北长大的。”张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校长,怎么会是张学良的老师?张学良答道:“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又说:“我和你是同师。”两人的会谈就是在这种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开始的。

期间,双方针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对于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的主张,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但是,对于成立国防政府,实现西北大联合的问题,张学良的同意是有条件的。

在会谈中,周恩来表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是错误的,劝告张学良反蒋,在西北另立国防政府,达到“逼蒋抗日”或者“联蒋抗日”的目的。但张学良认为,蒋介石还是有抗日思想和打算的,他“只佩服蒋尚有民族情绪,领导得力”。故他认为“帮蒋能抗日”,“现在反蒋他做不到,若蒋降日,他则离开他”,“辞而另立”。

蒋介石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亲自到机场迎接

具体来说,要张学良揭旗抗日,必须要在形势发展到下列程度:

一、红军与日本直接发生冲突;

二、国际外交有进一步发展(指能获得苏联的物资援助,否则一旦离蒋另立政府,别的不说,南京政府每月发给东北军的万元军饷,立刻断绝,20万东北军马上就得饿死);

三、蒋降日卖国状况日益显著时,根据张学良的估计,时机成熟约需半年左右的时间。他说:“牵延到十一月就会起变化”。

为了表示联合的诚意,张学良提议,以后如有军事行动,双方都要预先商妥。周恩来表示同意。同年6月,红军主动让出瓦窑堡,就是根据这次协议所采取的行动,好让张学良向蒋介石交账。此外张学良还表示,愿意支援红军的物资装备和经费等。

10日清晨4时,会谈结束。夜餐后,张学良拿出一本《申报》纪念60周年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他说:“共同保卫中国!”这本大地图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这对缺乏地图的红军来说是件珍贵的礼品,也是红军仅有的两本《申报》大地图之一。这本地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一直放在手边使用。

另外,张学良还以个人名义赠送给红军2万元光洋,后来又赠送了20万元法币,资助红军作为抗日经费。以后还陆续接济了红军不少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的燃眉之急。张学良被蒋介石扣留之后,查出他接济红军的款项达76万元之巨。

刘鼎

延安会谈,双方都非常满意。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去张学良处工作。年4月下旬,刘鼎带着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亲笔信,来到了张学良部驻地洛川。张学良看到了周恩来的信上说:“坐谈竞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后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周恩来在信中给予张学良高度评价,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张学良对周恩来也引为知己,接到信十分激动,他说:“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我们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是这样的友好,说话这样的有理有情……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好极了,我若是早见到他多好呀!”

张学良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年4月末,西北军事形势发生新变化,红军东征捷报频传,红一方面军将西渡回陕,此时蒋介石派汤恩伯的两个师入陕“追剿”,并严令东北军向北推进。张学良为此忧虑万分,于5月12日又在延安约见了周恩来,举行了张周第二次会谈。

会谈中,由于张学良认为时机仍未成熟,对实现西北另立国防政府,以及成立西北杭日联军之事仍未达成具体协议。但对于最急迫的互相通过对方驻地,共同牵制中央军,以及打通国际路线,获取苏联援助;联络杨虎城、阎锡山、盛世才等地方实力派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

张学良和蒋介石

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向发起通电,痛陈“9·18事变”后日军对东北的践踏,决心率军北上抗日,收复东三省,并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准许部队北上。然而没过多久,广东将领和飞行员话锋一转,开始抨击两广他们“北上抗日”的做法,紧接着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再吭声。

彼时由于“两广事变”的爆发,张学良认为这是逼蒋抗日的契机,于是加快成立东北军军官训练团,为准备将来“另立局面”时训练骨干。张学良和学员一起学习、生活,时时被这些青年军官高涨的抗日情绪所感染,面对他们慷慨激昂地“打回老家去”的请求,他不禁泪流满面,不能自己。他早已把抗日和收复东北视为东北军“最大责任”和“最高问题”了,而且早已下定决心为抗日救国牺牲一切!

这时的张学良,思想已经在起着很大的变化。他看到要抗日救国,单靠蒋介石他难以办到,最可依靠的还是共产党和红军。通过两次会谈,他看到共产党光明磊落的胸襟和为国为民崇高抱负,扫除了过去对共产党的许多错误认识与隔阂,他感到共产党是值得信赖的政党,只有跟共产党联合起来,才能打败日寇的侵略,国内才得以和平。这是他在政治上的一大转变。仅他毅然向刘鼎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希望把自己的一生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刘鼎立即于年6月30日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欢迎张学良的这个要求,根据他的表现,决定接受他入党。但此大事必须向共产党国际汇报请示。

年10月22日蒋介石在西安视察部队。右为杨虎城,杨后是张学良

7月2日,中共中央以洛甫(张闻天)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这封电报保存在莫斯科俄罗斯当代历史保管与研究中心——见《近代史研究》年第四期杨奎松文),报告张学良提出入党问题的经过和准备吸收张学良。电报称:

“东北军是一支与一般军阀军队有很大不同的军队,它一方面被日本帝国主义驱逐,无家可归,另一方面因不得不附属于蒋介石之下,以致屡受排挤与削弱,得不到平等待遇。自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已成功地与张学良建立了统战关系,如今我们与蒋介石争夺东北军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我们客观和主观的条件都要好过蒋介石,但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国际的援助无疑是决定性的条件。

对于国际援助问题,张学良十分重视。他几年前去欧洲时,就想到苏联去,因苏联拒绝他到莫斯科,他于是怀疑苏联仍记旧恨,并无帮助他的意思,经过我们多方解释,特别是通过会谈,以及在军事行动和经济互助等方面对他表示了我们的诚意,他转而十分信赖苏联,多方设法帮助我们打通国际联络。他自六月下旬从南京回来后,即要求加派领导人才去为其策划,并要求加入我们的党。我们拟派叶剑英、朱理治去,并将来拟许其入党,因为这是有益无损的。”

考虑到张学良过去制造的中东路事件(注:年,张学良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曾经给了苏联极其恶劣的印象,电报特别请求苏联方面能够根据现在的情况对张学良和东北军给予信任。

张学良和杨虎城

共产国际的意见,使张学良入党不了了之

年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复电中共中央:

“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心,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打算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

“必须保持同张学良的接触……但是,不能把张学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盟友,特别是在西南军阀集团(即两广事件)失败之后,张学良很有可能再次动摇,甚至直接出卖我们。……”

显而易见,共产国际对张学良的评价是错误的。他们看不到在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后张学良及东北军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救国热忱,仍把他视为旧军官和阶级敌人。

在这种“左”的倾向支配下,共产国际彻底否定了张学良加入共产党的可能性。同时,它还明确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蒋介石南京政府而非中共与张学良密谋的西北大联合计划,这也是不同意吸收张学良加入共产党的原因之一。

而当时张学良并不知道共产国际这一决定,仍然一本初衷地积极联共抗日,随着后来急转直下的形势剧变,张学良入党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蒋介石兵不血刃地解决了“两广事件”,日本在华北、平津、察北、绥东新的侵略也即将爆发,可他仍不顾一切坚持“剿共”,执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主张,计划调集30万中央嫡系部队,配备架战斗机,三个月“剿灭”共产党。虽然他已听说张学良、杨虎城有联共抗日嫌疑,但他认为只要他亲自到了西安,张、杨是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的。

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表救国主张八项

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达西安,他一方面将嫡系部队纷纷调进潼关,一方面把一大批高级军政要员云集西安,压迫张、杨“剿共”,只给了他们两个选择:进兵或者分调别省。张学良再三劝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都被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中共组织大规模群众游行示威,期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被激怒,蒋命令张制止学生运动,必要时可开枪。张学良再次劝蒋抗日,并放过学生,蒋大怒,劝谏无果。苦谏不成,一场冲突无法避免。

12月11日晚,蒋介石邀张、杨及陈诚等人进行晚宴,席间宣布了“剿共”计划。当晚,张、杨二人分别召见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宣布次日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凌晨5点,蒋介石在临潼的华清池被东北军活捉,陈诚、卫立煌等一众国军高级将领则被十七路军扣押在了西安。

12月24日,蒋介石接受张、杨二人提出的释放爱国分子、联合红军抗日等主张,次日下午,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乘飞机离开西安。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被扣。张学良个人的命运虽然以悲剧告终,但是,张学良为中华民族为国家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既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参考资料:

1、张学良要求参加共产党的前前后后;《军事文摘》年

2、西安事变;中国文明网首页红色文化红海史话

3、周恩来张学良肤施相会记;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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